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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杨清:中国消费金融的普惠之路
文章来源 :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发布时间 :2019年11月05日 15:28分享到:

  近年来,在政策引导和技术创新的推动下,我国基础金融服务覆盖不断扩大,普惠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成效明显。《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出台以来,普惠金融的良好开局有力地促进了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增进了社会公平与和谐。

  在消费金融领域,随着服务的人群不断下沉,消费金融渗透率逐渐提升。数据显示,当前消费金融领域有效覆盖人群已达6亿人左右。普惠金融的成绩来之不易,但消费金融的普惠使命依然任重道远。一些消费金融参与主体,初期以普惠之名一哄而上、乱象丛生,在监管新规出台后,一哄而散、遗患无穷,损害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回顾近几年消费金融的普惠之路,围绕客群覆盖、成本价格、安全便捷等三个关键问题,需要及时反思,用创新驱动、标本兼顾的思路,推动普惠金融进入高质量发展的下半场。

  

下苦功完善信用基础设施

  普惠金融的对象具有分布广泛、类型多样、需求多元等特点,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金融服务。近年来众多机构涌入消费金融领域,资本驱动下的“逐利性放贷”,看似促进了普惠金融“多点开花”、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获得了金融服务,但同时也带来偿还意愿薄弱的人群过于容易地得到消费贷款、偿还能力偏弱的人群得到远超自身收入水平的消费贷款等一系列负面问题,“不该贷”、“过度贷”的泛滥,违背了普惠金融的初衷,如何更精准地覆盖普惠金融的客群,需要认真反思。

  根据信用风险等级,客群大致可分为最优、优质、次优、次级、深度次级五个类别。精准的普惠金融,最多下沉到次级的部分客群。对于深度次级人群,不应是消费金融触及的范围。对于次级人群,应该有选择、在合理额度范围内予以授信,防止过度授信带来高共债等社会问题。国家在精准扶贫中的诸多举措,如扶贫对象要精准、扶贫成效要精准等等,值得借鉴。

  提升消费金融在覆盖面上的普惠成效,靠金融机构的个体自觉很难奏效,关键在于不断完善防范风险的基础信用设施。

  招联公司较早地采取多项管控措施,极力降低共债风险。例如客户最初在招联公司申请授信时,并无共债和逾期发生。通过定期贷后核查,发现该客户陆续从其他多家机构获得授信,在超过额度和机构数目的预警线后,招联公司及时采取了管控措施,但有的为时已晚,有的反而招来投诉。

  从行业共治角度看,避免这类问题的持续发生,需要在国家管理层面采取必要措施。其一,需要在政府部门间打破信息竖井,不仅集合各类金融机构的数据记录,还应整合社保、税收、学历等公共信息,补充到央行征信系统;其二,社会征信机构应充分利用区块链的技术特点,保障数据资源拥有方不必交付数据资产,在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环境中,实现数据多源交叉验证与共享。通过市场化手段,联合互联网巨头,提供社会公共信用产品;其三,基于足够丰富多维的政府、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信息,对消费金融客群采取授信额度参考区间和授信机构数量约束的管理方式,限制对单一客户的授信机构数量和授信总额,避免过度授信带来“追尾”。客户根据利率、额度、产品和服务水平差异,自由选择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注销退出先期授信机构,让更低利率、更优服务的机构,得以竞争进入。

  

多维度降低普惠金融成本

  价格合理是普惠金融的重要体现。消费金融机构不应追求高利润, 靠降低成本保证微利、靠规模效应提高效率,才是有社会价值的可持续商业模式。消费金融的客户端价格,受获客成本、资金成本、风险成本影响较大。

  从获客成本看,互联网巨头凭借对线上流量的垄断,以金融科技金融赋能的名义,无需承担风险却获得大半收益,出借资金的金融机构则要承担全部风险,导致产品价格趋高。需要通过监管政策和市场手段,优化和再平衡消费金融的利益分配格局,使得普惠金融可持续。

  从资金成本看,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一方面获得资金的难度上升,另一方面资金供给尚属充裕。监管部门一直设法降低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包括运用LPR市场报价利率机制,出台政策约束结构化存款的高息揽存现象等。

  风险成本消耗了消费金融机构的较大部分利润。在贷后管理环节,催收效能对风险成本的影响日益突出。催收服务本来就是金融行业必不可少的基础环节,但在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管理疏漏、行业驱利等因素,消费金融行业的暴力催收、电话骚扰等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政府部门及时出手整治,可以说是对行业过热的一个拨乱反正,但这种阶段性“治标”,终究需要回归长期性“治本”。

  解决催收问题需要从几方面入手:一是通过金融科技实施智能化催收,不仅能提升服务效率,更能规范催收行为,从根本上杜绝语言暴力等问题,招联公司已把合规催收列为客户体验的重要部分,加大规范化、智能化的催收能力建设;二是政府支持国家征信机构出面,通过科技手段,利用运营商实名平台,及时刷新逾期记录客户的联系方式,形成完整性、准确性和及时性都得到保障的关注类客户联系信息库。金融机构可根据央行征信系统中的客户逾期记录,发起查询申请,应可合法审慎地追溯到本人,从技术上规避因客户失联而向其亲朋好友电话催收的情况;三是所有机构的借贷信息,都应统一录入国家征信系统,促使逾期不还的行为无所遁形。

  

有侧重引导金融科技资源

  近年来,我国金融科技发展迅速,推动了金融商业模式创新和业务充分竞争,带来资产规模、客户和业务结构、业务模式的不断进化,也实现了普惠金融的安全便捷。

  当下,金融科技的概念非常吸引眼球,不仅得益于我国的移动支付领先全球,也源于大国竞争聚焦科技的语境。客观地讲,我们在金融科技上几乎没有原创性的创新,而且众多金融机构存在着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大量优秀IT人才自发涌入“钱快、钱多”的金融行业,已不断挤占从事基础软硬件研发的高素质人才资源。

  因此,在浅层应用范畴加码的鼓励政策已无必要,而需要更科学合理地规划金融科技的方向,持续降低安全便捷的可得性成本。

  我们需要引导金融科技资源,投入到体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环节,比如进一步完善信用基础设施,夯实多层次支付网络,推动数字货币的早日试点和创新应用,鼓励市场竞争转向标准化金融云服务,扶持国产软硬件基础设施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等等。这些都将降低金融科技的应用门槛和服务成本,助力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点金工作室专稿 作者章杨清为招联消费金融公司总经理)

  

编辑 : 马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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